“结个婚,扒层皮”“谈钱伤感情,不谈钱没感情”……这是杞县许多农村家庭的心声。在杞县,彩礼早已不是传统婚俗的象征,而是演变成了“明码标价”的婚姻门槛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思考:婚姻的本质,究竟是彩礼的堆砌,还是两颗心的相守?

据调查发现,杞县农村彩礼普遍在12.8万至20万之间,若算上县城买房、买车、三金等要求,总花费常突破50万元。一位村民苦笑道:“种地十年攒不够,打工五年凑不齐,没钱结婚就得借钱啊。”2月23日发布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,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破题之道,重点强调“综合治理”。
文件提出,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,发挥妇联、共青团等组织作用,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。
杞县也紧跟时代步伐,妇联、共青团组织公益相亲活动,年轻人开始用“零彩礼”“旅行结婚”书写新故事。
农村高额彩礼不是新问题。这几年,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之策。
比如,2022年的文件提出,“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2023年的文件提出,“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,党员、干部带头示范,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2024年的文件提出“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,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,降低农村人情负担”。
造成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
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仇童伟告诉记者,传统观念、性别比例失衡、经济因素等都同农村高额彩礼密切相关。性别失衡与人口外流:杞县男女比例长期失调,加之年轻女性外流至大城市,本地适婚女性稀缺,“物以稀为贵”推高彩礼。攀比心理与“面子工程”:彩礼数额成为衡量家庭地位的标尺,“邻居嫁女收20万,我家不能少”的攀比心态普遍存在。甚至有村民直言:“彩礼低了,女儿会被笑话‘不值钱’。”要解决这个复杂问题,不能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,需要的恰恰是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到的“综合治理”。“为婚姻‘减负’,给幸福‘加分’,需要多方发力、综合施策。”仇童伟说,文件提到“发挥妇联、共青团等组织作用”,就是要让相关方面各展所长,凝聚合力,形成治理农村高额彩礼的良好生态和坚实链条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到,“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”。此前,多地法院公布了多起以彩礼为名大肆索取财物的典型案例。受访专家表示,这也是“综合治理”的重要一环,旨在从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合法权益,进而净化婚恋环境,这项部署十分必要。在“综合治理”过程中,“约束”必不可少,“关爱”也同样重要。中央财办副主任、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针对高额彩礼问题,要结合实际拿出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,也要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。“群众思想观念、生活方式转变需要有个过程,农村移风易俗要避免用急风骤雨、‘一刀切’的办法硬干蛮干,而是要常抓不懈、绵绵用力,德润人心、化风成俗。”祝卫东说,关键是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到位,把道理讲清楚,既要坚决对不良风气说不,又要帮着农民想出路、找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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